新京报:抚养成本社会化宜成我国基本社会政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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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0-02 10: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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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我国中长期人口可持续发展出发,需要在现有社会政策的基础上,进一步加快抚养成本的社会化进程,降低家庭抚养成本,尤其是发展型成本。   文 | 匡贤明   2017年我国人口生育数据显示,我国“全面两孩”政策效果继续显现,但也面临着一孩生育规模下降的挑战。2017年全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,比2016年1786万的出生人口少了63万。其中二孩数量为883万人,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。从这个数据测算可以发现,2017年一孩数量明显下降。应当说,这个问题引起了各方关注。   从现实情况看,这两年生育二孩,主要受政策放宽的影响。而一孩数量的变化,可以从我国中长期生育基础和生育意愿中探究根源。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衰退,一孩数量的规模下降,有可能会对我国中长期发展带来隐患。尤其是考虑到我国老龄化程度正在快速提高,我国人口结构在中长期内面临比较大的挑战。   人口因素是一个慢变量,解决人口问题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时间。因此,迫切需要对生育问题做出前瞻性的准备。从多方面看,当务之急是做好抚养成本社会化的相关制度设计,加快推进抚养成本的社会化。   从实际调研情况看,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抚养成本。抚养成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,一个是生存型成本,或者说是生存型支出。这包括孕产妇怀孕、检测、生育成本以及抚养成本等;另一个是发展型成本或者发展型支出。这包括孩子的教育、医疗成本,甚至包括学区房的间接成本等,即让孩子高质量成长的成本。   与过去相比,抚养成本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,生存型成本的占比逐步下降,发展型成本占比不断提高,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的生育决策,也决定了全社会的生育率。   应当说,我国过去几年的社会政策有了很大的优化和调整,在抚养成本社会化进程上有了比较大的进展。比如,国家加大了对孕产妇的补助。总的来看,用于生存型的成本总体上社会化了;但与孩子相关的发展型成本,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家庭在承担。比如,由于幼保幼教服务缺乏,有孩子的家庭必须聘请保姆或者请老人照顾。再比如,一些地区的幼儿园学位极其紧张,入园成本足以让一个中等收入家庭感到吃力;更不用说学区房问题了。也就是说,在抚养成本中,与单纯的生存型成本相比,孩子的发展型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更为重要的因素。   从各国经验看,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,抚养成本的社会化是一个基本趋势。因此,从我国中长期人口可持续发展出发,需要在现有社会政策的基础上,进一步加快抚养成本的社会化进程,降低家庭抚养成本,尤其是发展型成本。应当说,这是我国下一步社会政策调整的重点。   比如,加快构建社会化的婴儿抚养体系,加快发展0-3岁幼保幼教公共服务机构,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;除此之外,更为重要的是加大财税政策调整,有效降低家庭承担的抚养成本。比如,尽快按家庭征收个税,使部分抚养成本成为个税的抵扣项目。   具体而言,随着家庭生育选择的增多,把家庭孩子数量作为个人所得税减免的因素,按照先征后退的方式实施。   客观来看,抚养成本社会化是一个大趋势,需要提前谋划,宜早不宜迟。这也将是我国新时代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重点所在。   □匡贤明(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所所长) 责任编辑:刘德宾 SN222